福开森路

电影《色，戒》最后那段，放走了老易的佳芝装得没事人一样叫了辆黄包车，说“到福开森路去！”她是要去哪里？是福开森路老易为她安排的那个别墅还是那条路上别的地方？经历了刚刚那一番惊险，她会认为老易会尽弃前嫌而收留她，还是这傻姑娘真的爱上了？

李安导演加上编剧王蕙玲女士都是细节大师，看一眼佳芝留在红酒杯上的口红印就足以让老易明白这是个冒牌货，还是看着眼前这个小姑娘自导自演，并不自觉陷了下去。张爱玲的小说里，王佳芝最后是要去“愚园路”的，电影中却改为“福开森路”，其中定有深意。现实中，这福开森路（今武康路）上花园别墅林立，却是上海向来神秘的去处，在1938年，这条路上确实发生过一场扑朔迷离的刺杀案，地点就在福开森路（今武康路）40弄1号——唐绍仪故居。

1937年，“八·一三”战火之后，大名鼎鼎的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出于安全考虑，从大西路（今延安西路）避居到租界内，住进了这幢小楼。当时外界已有传言，说唐绍仪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原田等时有来往。《文汇报》也于1938年3月12日刊登了《上海市民函唐绍仪》的公开信，信中恳切地劝唐：“应以开国元勋的资格，发表光明正大的宣言，与国人共争民族的独立自主。”国民党方面认为他形迹可疑，有可能已经投靠日本人。于是戴笠手下“铁血铲奸”的队伍立即行动了，派了匪徒出身的杀手相强伟秘密潜往上海，通过永安公司的分部经理谢志磐（唐的广东同事）与军统驻上海区区长赵理君配合行动。1938年9月29日，赵理君谎称是一古董商，往唐绍仪家里打电话，说是有一只宋代青瓷花瓶愿以低价出售。唐一向对古瓷兴趣很浓，凡历代珍品均不惜重价收购，他的书房和客厅里便陈设了不少明清青花瓷器。第二天下午，赵理君、相强伟和谢志磐一行，将花瓶、明代宝剑及其他古玩装在一个特制的木匣内，在匣底暗藏一把利斧，来到唐宅。唐宅门口有越南巡捕（安南门卫）把门，因谢志磐与唐是同乡好友，是唐府常客，也就扬手放行了。

三人坐定之后，赵理君先拿出一把宝剑让唐把玩，唐左看右看，辨不清真假，但又觉得形制可爱，双方开始讨价还价。唐叫佣人给客人点烟，佣人找不到火柴（其实是赵理君把火柴藏起来了），就到其他房间去取。佣人一走，刺杀唐某的时机已到，只见赵理君趁唐专注地低头看瓷器的时候，伸手将暗藏的利斧抽出，绕到唐的身后，劈头朝着他后脑砍去。可怜这位大名鼎鼎的民国总理，连哼都没有哼一声就倒在血泊里。赵理君见大功告成，出门登上自己的轿车扬长而去。等到唐的佣人找到火柴回来，屋里只剩已经断了气的唐绍仪，方才大声叫起来。

唐绍仪毕竟是民国以来的重要人物，而且军统方面并没有掌握到唐氏投敌的确切证据，于是引起国民党元老们的极大不满。为了平息风波，蒋介石下令拨付唐氏家属丧葬费5000元，将其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褒扬这位78岁的老人，同时蒋介石、汪精卫、孙科、陈果夫、陈立夫等国民党军政要人，也都相继发来唁电，对唐的不幸遇害深致哀悼……这么一来，好像刺唐一案又不是国民党方面的旨意，使外人感到更加扑朔迷离，讹传四起。

如今的武康路40弄是条很少见的西班牙风格花园洋房弄堂，这个位置已经接近武康路的尾声，与其他局促地、挂满各式衣物的弄堂不同，这里有一个相对宽敞的公用庭院，种上芭蕉等植物，显得幽深而安静。1号楼是一幢三层花园住宅，建于1940年。由著名华籍建筑师董大西设计，黄色混水的拉毛墙面在阳光下格外耀眼，屋顶上盖着红色筒瓦，其壁炉烟囱尖端呈哥特式，屋檐下排列着连续的西班牙式双拱小券，主入口是西班牙式，拱形门框两侧是螺旋形的罗马柱，拱门上方有精致华美的木雕刻，和两侧罗马柱头的花纹相得益彰。二楼东西向正中及两侧延伸置有三座大阳台，呈曲折状，适合上海居住的气候条件，天气好时是晒霉的时节，生活气息早已经掩住了曾经的好多“说不清”。

马里昂吧

正在武康路40弄里发呆犯迷糊，一个媒体里的熟人突然冒了出来，热情而突兀地打起了招呼，半天还是回不过神来。他也算是“海漂”了吧，北方人，很爽快，说是已经换了工作，房子租在这里，在街口安福路上开了家咖啡馆——马里昂吧。

马里昂吧就开在安福路话剧中心对面，店名取自罗伯特格里耶的一部电影剧本——《去年在马里昂巴》，据说在文艺界小有名气，在那里能看到很多戏剧工作者、艺术家、画家以及观众，有时举行一些小型演出、沙龙，或者干脆是想放松一下的上班族，一个下午泡在这里。外面看上去很简单，落地窗，话剧海报，有点西部的粗糙味道。里面的布置更是不怎么“上海”，或者说要的就是那份粗糙、随意、不羁的感觉，很有点戏剧界的味道。屋顶是用“旧英文报纸” 糊的，沙发、椅子、台灯是“老板淘来的老式样”，放的音乐“柔和”、“舒缓”，老板、员工“自己管自己做事情”。墙角的书架上有很多电影、文艺类的原版书，据老板说是从M50的书店里淘来的，客人中有很多人对这些感兴趣。没有太多商业的味道，拿铁很好喝，价钱也很平价，更像是主人出来聚会的场所。在这里找个角落坐下，看街景、上网，听别人聊天，发梦，想象着总是来了又走或是总也不来的爱情，最难的是做不文艺的事情。

武康路99号

《色，戒》中佳芝最后说“去福开森路”，很有可能是要回到易先生为她置办的那套公馆，与小说里的公寓不同，李安把这个幽会的场所选在了武康路99号，独门独院的小别墅。

就是在现在，武康路上的别墅也是神秘而贵气的。建于1928年的武康路99号曾是英商正广和汽水公司大班的住宅。这位英国大班的家完全按照英国乡村别墅式花园住宅式样建造而成。建筑平面呈L形，红瓦陡坡的屋顶上有着红砖砌就的高高的哥特式壁炉烟囱和尖顶的老虎窗，外墙饰以暗红色的半露木构架，木构架看上去平直粗犷，透射出浓郁的英伦乡村风味。虽然高高的围墙挡住了视线，但还是冒出了三角形的尖顶和浓密的树，构画出一幅很美丽的图画。

武康路上别墅虽多，但住的大多是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唐绍仪、陈果夫都曾经住在这里，可以说是藏匿了不知多少秘密。整部电影被鸽蛋一样大的钻戒和梁朝伟的某几分钟炒得走了偏锋，导演的许多良苦用心还得慢慢体会。

陈果夫故居

107弄2号是陈果夫的故居，这栋建于1946年的三层花园洋房，墙体用白粉饰面，红色双陡坡瓦屋顶，清水砖砌烟囱，砖工精致考究。底层东南侧设置带有出檐的开敞拱券式门洞，造型十分典雅。

陈立夫、陈果夫这对兄弟，当年亦是重要的政治人物，当时社会上一直有“蒋家天下陈家党，孔宋两家管钱钞”之说。由于蒋介石与其叔叔陈其美有患难之交，蒋对陈的两侄陈立夫、陈果夫备加关照和信任，使陈氏兄弟两人能平步青云，仕途亨通，担任了重要角色。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后，授意陈氏兄弟把留在上海的部分党政干部组成“中央俱乐部”（英文译为Central Club，简称CC），这样以两陈为中心的“CC”系雏形开始出现。

武康路南起著名的淮海路，北至华山路，连接了沪上最繁华的两条街区，却奇异地保持着神秘和幽静。一公里见长的小马路，两旁花园洋房林立，隐约浮现着巴金、黄兴、唐绍仪、陈立夫等醒人眼目的名字，接连不断的围墙和铁门却又与行人保持着足够的距离。这里有美丽的参天梧桐，白色地中海式的原意大利大使官邸，新潮设计师的工作室，还有最普通的小菜场、五金店、同我一样总是心不在焉的路人。

春天的午后走在这条街上，感觉如同梦游，那个被画过无数次的花瓶形的西班牙小阳台显得懒懒的，街边幽静的小花店总看不到主人，偶尔碰见几个外籍人相视也是不经意，渐渐地，觉得很珍惜。

诺曼底公寓

从淮海中路进入南北向狭长的武康路，路口巍然屹立着的一座犹如等待起航的巨轮般的建筑，这就是武康大楼，以前曾叫诺曼底公寓。这座公寓由法商万国储蓄会于1924年投资建造，邬达克设计。这是一座典型的法国文艺复兴建筑式样的大楼，也是上海最早的外廊式公寓建筑。整个底层只有高高的天花板和宽大的台阶，三层和顶层设环通的阳台式长走廊，犹如一条纤细的腰带镶嵌在建筑立面，四至五层立面有部分宽大的外挑阳台。仔细观察，你还会看到那些刻有螺旋花纹的“牛腿”，拥有三角形古典山花的窗楣以及外墙的镶拼色彩，在阳光下显出一种低调的精致，折射出一种名门贵气。

在一楼大厅，有两台主电梯和一台主楼梯，电梯换过几次，最早是拉门的，电梯的门顶上各安装一个指针盘，随着电梯的上升会一格一格耐心地指过去。在东侧，原来还有台保姆专用电梯，我想起张爱玲的《郁金香》里，宝初同一群娘姨挤在电梯里，回想着刚才看到的是不是金香，“电梯门上挖出个小圆窗户,窗上镶着一枝铁梗子的花。只一瞥,便隐没了。再上一层楼,黑暗中又现出一个窗洞,一枝花的黑影斜贯一轮明月。一明,一暗;一明,一暗。”他是做了一场梦吧。

巴金故居

从湖南路拐进武康路，沿街第一座庭院里是一幢英国乡村式花园洋房，平缓的屋顶，暗红色细砖贴面，十分朴实厚重。这是巴金在上海最后的寓所，也是巴金先生在上海定居住得最长久的地方,这座小楼始建于1923年，曾为苏联商务代表处，从1955年起，巴金和女儿李小林一家就住在这幢三层小洋楼里，庭院里种满了白玉兰，巴金在此楼居住了40多年，在这里，他写成了《创作回忆录》、《往事与随想》、《长夜》、《一双美丽的眼睛》等译作及小说，被海内外思想界、知识界和文学界公认为“说真话的大书”。

对于经常从这条街上经过的人来说，这座庭院着实有点神秘，很少开着门，但事实上，巴老在这个家里接待过不少访客。1989年 11月，朱镕基到巴金寓所向巴老85华诞表示祝贺，并赠不老松盆景。1994年6月4日，贺绿汀先生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来到巴金家。当时已行动不便的贺绿汀为了表示郑重，还特别穿上了一身西装，带了一个大花篮。贺绿汀的听力不算很好，戴着助听器，巴老说话有很重的四川口音，很多人都表示听不太懂，可是两位老人却相谈甚欢，一聊就是半个多小时。

“武康新里”

376号是一个幽深的小巷子，门口有身穿黑衣的保安，门口是一家花店，不见主人，气氛迷离。走进去，发现这是个欧式的小街区，由五座大小不同的小楼组成，取名“武康新里”，法租界里又一个创意园区。巷子底是一座5层高的白色楼房，现在已经改造成办公室，一楼有几家店面，有法国餐厅 Franck,大众咖啡馆Coffee Tree,荷兰来的时装店D.I.S，全天然护肤产品专卖店巴颜喀拉，挺有腔调的。巷子里飘着的一股甘草的气味就是从那家“巴颜喀拉”飘出来的，店里的产品多用草药纸和麻绳包扎起来。今天天气不错，又正好赶上下午茶的时间，Coffee Tree门口的露天座位全数被外国人占据，还有几个两三岁大白人小孩，天使一样的跑来跑去，如同一个城中的“欧洲村”。

黄兴故居

武康路393号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黄兴的故居，人称“黄公馆”。高耸的门墙、淡黄色的墙壁、棕红色的门窗，在武康路的老房子中显得十分独特而有气势。这是一幢三开间4层楼的花园住宅，带有古典主义装饰艺术派风格。底层筑有对称大理石露天台阶，花岗岩作墙角基础。立面以清水水泥大砌块衬托出浅色的横直线条，二三层间有弓形花色水泥阳台，窗洞造型不一，显得古朴典雅。此楼建造于民国初年，入住后仅数月，黄兴就因胃病复发而谢世，年仅 42岁。

黄兴过世之后，“黄公馆”几经易主，1932年蔡元培、吴稚晖等在此创办上海国际图书馆，它是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的分馆，也是我国第一家国际专业图书馆，1937年迁往北京。这里还曾是上海电影厂的办公楼，楼梯墙上至今还悬挂着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等几位昔日大明星的大幅黑白照片，均已落满灰尘。在安静的武康路，这幢有着几分霸气的老洋房屹立在那里，显得凝重而倔强。

李庄往事

收到左照环先生寄来的《李庄镇志》，已是去李庄游玩两年后的事了，想那时在李庄，偶然进入一个小巷，知道一位先生正在撰写镇志，当时正为公司收集有关四川的书籍，就预订了一册，留下电话号码，便从此忘记这家的门楣了。
　　现在许多关于李庄的书籍，多是站在历史与旁观的角度来打量她，细细地探询古镇的石板路、长江边上嘹亮悠扬的船工号子、祠堂庙宇茶馆中的功课、吃哑巴花生的学子们等等充满历史沧桑的电影画面——因为抗战八年，李庄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符号。

　　从地理位置来说，金沙江与岷江在宜宾会合后，改称长江，宜宾号称长江第一城，李庄位于宜宾市下游19公里的长江南岸，自然便号称“万里长江第一古镇”了。李庄镇从梁代大同六年（公元540年）设六同郡起，距今已有1460年的历史。

　　历史上，李庄商贸繁荣，各行业和帮会云集，为李庄留下了大量的庙宇宫殿兼帮会聚集场所建筑，有“九宫十八庙”之说。现在保存完好的有：紫云宫、真武宫、桓侯宫、南华宫、禹王宫（即慧光寺）、天上宫（现玉佛寺）、东岳庙、观音堂等。

　　李庄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故事，比如咸丰年间反清的“张四皇帝”、民国时期的川南“农民暴动”等，而最有名的当数抗日战争时期，同济大学、中国营造社、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等十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迁驻李庄长达五六年之久这样的大事。

　　当时，李庄镇居民只有三四千人，一下子来了万余外来人口，还有大批文物、文字资料、研究设备等，引起了一阵哗然。幸好这里有“九宫十八庙”，还有一些祠堂大院，才把这批文化人安置下来。顿时，李庄一下子演变为了抗战时期大后方四大文化中心镇之一。

　　当年同济大学总办公处的禹王宫，也许是改为佛寺的原因吧，建筑布局完好，修缮很新。一进门就看到那座戏台，1946年同济校庆，在这个台上演出过曹禺的名剧《原野》。正殿则是当时开大会的主席台。同年，还举办过土木系教授钢结构的波兰籍犹太人威特教授的追悼会，他逃避希特勒的迫害到达上海，又随同济来到李庄，和中国人一样过着清苦的生活，他的遗骨也留在了李庄。当时坚持随同济大迁来李庄的还有医学院的德国教授史图博，后来还加入了中国籍。

　　工学院所在地的东岳庙，大门完好，院内还可见当时的一些教室。而东岳庙前长江边的沙滩，原来是同济大学的操场，现已改成李庄中学的运动场，1946年校庆时在这里举行了各种体育比赛，教授们穿着经过多年逃难仅剩下的西装，喜气洋洋的。校庆过后，学校就要开始复员了，一些“下江人”早就日夜盼望回到“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江南，与久别的亲人团聚，一些由大后方入学的学生，也企盼着早日到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去。

　　中国营造学社的旧址，在镇西三公里上坝村月亮田，我们曾经过田问小路，绕过山坡旁一片竹林，到达那组院落：一座五间平房，堂屋有一木牌，上书“梁思成、林徽因旧居”。西边是他们的工作室及卧室，桌椅、木床原物尚在。

　　在昏暗的油灯下，林徽因被肺病折磨，宛如她《静坐》诗中的描述：“一条枯枝影，青烟色的瘦细。”她也为国家的命运担忧，她弟弟林恒，驾机在成都上空与日机搏斗光荣牺牲，她写下过一首哀婉的诗歌。在这里，他们夫妇完成了《中国建筑史》这部享誉世界的扛鼎之作书稿以及用英文写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英国的李约瑟、美国的费正清也来这里访问过梁、林夫妇。

　　据回忆文章讲，禹王宫周围的老镇四方街，与抗战时期相比，格局依旧，只是多了一些商店。同济的师生们常在留芳菜馆“打牙祭”，现在这里已经是一家商店了。透过对往事的追想，似乎还能闻到“川菜之王”——回锅肉的香味。镇中有不少茶馆，但据说不如往昔那么多、那么热闹了。那时茶馆中的常客是同济的学生，一杯清茶坐半天，在这里看书，做功课。现在较为冷清，只有些年纪大的人在搓麻将，看电视。

　　当年的同济学子们喜欢吃一个哑巴卖的花生，现哑巴花生仍有，改名“好香花生”了。当时同济是国立大学，不收学费，还以贷金方式管伙食，才使清寒的学生圆了大学梦。学院伙食很差，米是平价米，有时有霉味，菜也很少，吃饭时要用大碗抢，有时还要饿肚子，偶尔去镇上，买包哑巴花生也算是改善生活。

　　1944年日本侵略者为挽救败局，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河南及湘桂进攻，国民党军队大溃退，日寇铁蹄深入贵州独山，四川震动，几经辗转到李庄的同济师生再也无法平静了，他们唱着流亡歌曲，“流浪到哪年？逃离到何方？我们已到处流浪，已无处逃亡”。激于爱国抗日的义愤，全校700多人报名参军，占当时大学部学生一半以上。

　　我曾经在静静的长江边品茶，未曾仔细打量过尘封着的那些往事。这次才在书中读到了当年学子们在油灯下苦读的身影和李济、董作宾、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陶孟和等文化精英在艰难困苦中，不甘屈服、立志为学的精神风骨，也读到了李庄的风土人情、历史沿革、士绅们在抗战中的作为，以及后来众人的不同命运。（卢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