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降低投资增加消费--诺奖得主莫里斯

　　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哪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认为，主要靠消费。
　　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莫里斯（James Alexander Mirrlees）1996年因为“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6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演讲中说，当经济增长率超过资本回报率的时候，可以考虑降低投资，增加消费。

　　最优储蓄率25%

　　“（中国）现在资本的回报率大概是5%~6%左右，低于经济的增长率8%~9%。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可以考虑降低投资，然后提高消费。这也可以避免影响未来的消费能力。”莫里斯说。

　　中美在这方面似乎处于两个极端，中国的储蓄率超过50%，而美国的储蓄率接近零。面临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很多经济学家建议美国消费者学习中国人的储蓄观念，而中国则努力拉动国内消费来抵御美国经济衰退的冲击。到底如何把握储蓄和消费的度？

　　“对于中国来说，25%的储蓄率也许是最适合的。”在回答《第一财经日报》的问题时，莫里斯说，他曾经研究过最优储蓄率，但研究过程中发现有大量的不确定性。一般说来，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的国家，储蓄率在25%左右比较妥当。

　　他建议，中国要促进国内消费还可以通过增加失业保险的办法，那样见效快。

　　此外，还应该增加公共开支，国有企业大量的储蓄和政府储蓄都可以拿出来花。

　　投资价值

　　莫里斯提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这个时期，人均实际消费每年增长6%多一点，而实际的产出增长超过9%。近年来，一半的实际产出进入了消费，45%增加了实际资本，5%变成外汇储备。

　　因此人们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生活有所改善，但是他们没有感受到像收入的改善那么大的改善。

　　在莫里斯看来，很大程度上资本以及人力的增长是中国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而且它的投资回报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资本投入增长非常迅速。

　　根据他的研究，中国总资本形成占到GDP的30%，就是投资率超过了30%，最近又超过了40%，可能达到40%~45%，考虑扣除一些升值以及资本恶化需要重置等因素，大概这种净资本形成达到了38%左右。

　　投资资本市场是希望给资本市场带来真正的价值，但进入资本市场并不意味着就能变成实体经济当中的机械设备等。

　　外贸风险

　　“我还记得在剑桥读书的时候，剑桥有一些反传统，所以我当时也觉得自由贸易不能解决世界上一切的问题，过于依赖外贸风险会加大。”莫里斯说，一年之前作这个演讲，我可能说这个担忧是很奇怪的，因为中国多年以来的出口增长一直非常稳定，看不出有风险。但是一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就像在投资股票一样风险尽现。

　　这提醒了人们，在整个投资当中，不管是什么投资，它其中的风险是一种大型的稀有事件，而不是经常发生的小事件。“因为通常所看到的风险，是不能和所投入的回报相比的。”

　　外贸对于整个经济的价值体现在出口业的附加值和增加值当中，也就是出口的收入要超过成本。莫里斯觉得，至少中国一半的进口都转化成了出口或者被用来进行出口产品的生产，这意味着大概中国GDP的15%可以转化为进口。(CBN by丛玫)

华尔街“正直的聪明人”尼尔·卡什卡利

“这正是多个利益迥异、存在竞争的团体都必须考虑在内的情境模拟。他（指尼尔）必须考虑银行、住房抵押持有者等，然后像他在模拟训练中一样，保持头脑清醒，并保持及时作出正确决定的能力。财政部目前面临的情况要求他们必须迅速作出无数的决定。这需要钢铁般的意志。”
　　

　　一个简单的词，“OK”，将尼尔·卡什卡利（Neel Kashkari）推上了最受关注也最棘手的 职位——美国财政部新成立的金融稳定办公室主任，负责7000亿美元金融救援资金的运用。自10月初获得任命以来，尼尔不但要迅速处理繁杂的救市事宜，而且一次次到国会听证，接受议员们犀利的质询。

　　最猛烈的轰击

　　本月14日的国会听证尤其艰难。此前12日美国财政部宣布改变7000亿美元救市资金的用途，不再按原先计划的收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转而采用认购优先股的方式向银行业注资。这令国会山再度有了指责财政部的理由。而尼尔恰在此时要到国会山听证，汇报最新工作进展。于是，所有针对财政部的炮火“瞄准”尼尔发出了最猛烈的轰击。

　　“我不知道要称这个为‘开火、预备、瞄准’，还是其他什么更能蔑视这种做法的词。”加州共和党人、众议员德雷尔·艾萨（Darrell Issa）毫不客气地讽刺尼尔。尼尔只回应说，财政部的结论是，注资是帮助整体经济恢复最快、也是最好的方式。

　　尼尔本来只是到国会山向议员们汇报，财政部将购入20家大小银行的股权。然而听证的大部分时间却花费在议员们对财政部救市政策改弦更张的严厉批评当中。

　　尼尔更像是替保尔森“背黑锅”。在接受金融稳定办公室主任职务时，尼尔曾表示：“保尔森财长对这个项目高度重视，他将完全主导此事。我们只是实施他的策略。”这一表态部分是回应对他资历的质疑，部分应该也道出了事实。

　　据传，保尔森此前就开始两手准备，一方面公开招聘资产管理人准备收购不良资产，另一方面也在积极评估直接注资的效果。结果，美国财政部并未按金融救援计划的方案购入任何不良资产，14日更是宣布不再购入不良资产。

　　救市政策的改变虽然令尼尔备受议员们的指责，但是这也可能让他脱离不良资产定价的两难处境。哈佛商学院的退休教授Samuel L. Hayes曾经指出此种两难：“如果他把收购的价格压得过低，则无法帮助这些金融机构渡过难关。但他如果出价太慷慨，人们则会指责他拿纳税人的钱去喂养金融界贪婪的大款朋友。”

　　不过，尼尔面临的挑战还是大得出奇。他不但要面对为数众多的美国银行以及其他各类金融机构，还要应付各级地方政府。他曾表示，自己的电话遭到地方政府和州政府领导人的轰炸，要求他出资援助财政受困的地方政府的要求不计其数。“如果我们帮助每家企业、每个地方政府，那7000亿美元是远远不够的。”

　　“火箭科学家” 成为助理财长

　　如此步步艰难的职责，保尔森何以信任年仅35岁、只有6年金融从业经验的尼尔来担当呢？

　　英语里有用“火箭科学家”来形容聪明人，而用“这不是火箭科学”来表示任务难度并不那么大。保尔森或许还记得这个说法，因为尼尔就曾经是个火箭科学家。

　　像许多亚裔子弟一样，尼尔在高中时因数学方面极为突出，被同学选为毕业班的致辞人（这是高中毕业生的最高荣誉）。随后，他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获得了工程学士和硕士学位，毕业后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当了几年的工程师。他最终改行，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大名鼎鼎的沃顿商学院攻读MBA。

　　读书期间，他作为暑期实习生进入高盛，由于表现出色而在2002年毕业后得以获得高盛的工作机会。据说尼尔的专业成绩并不杰出，但是他的工程师背景使他迥异于其他投行人才，令招聘者非常感兴趣。高盛的投行人士对尼尔印象最深的也是他的科学背景。在NASA的工作经历令他极为熟悉技术术语，从而能够与高科技企业的高管们畅谈无阻。

　　一般投行人士在闲聊时话题都围绕项目或者演讲细节，与他们不同，尼尔喜欢讨论汽车和他曾经参加“SUNRAYCE USA”太阳能车赛的经历。他曾在1997年组队参加此项赛事，虽然没有赢得胜利，但却受到了很多赞扬。

　　正式进入高盛后，尼尔作为助手为软件企业提供咨询。随后由于工作出色，他的上司将信息技术软件行业交给他来打理。这个行业包括反病毒程序生产商，之前很少与投行打交道，而且高盛也没有与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建立良好关系。但是尼尔以他的技术实力令同事刮目相看。

　　尼尔一直在旧金山分部工作，而那时保尔森作为总裁则在高盛的纽约总部工作，两人并不相识。2006年初，尼尔的上司乔治·李将他推荐给了保尔森。在会面中保尔森谈了他当年在尼克松政府的工作经验，尼尔则表达了对效力于政府部门的兴趣。尼尔的同事表示，此前从未有人想到尼尔会进入政府工作，因为他看起来很享受投行的工作。

　　但是，几个月后当保尔森成为美国财长时，尼尔就给保尔森打电话求职。保尔森也立即雇用他作为自己的特别助理。这仍然是个很低的职位，他不得不和其他下级助手们分享一间拥挤的办公室。不过，很快他就被分派负责处理房地产贷款的事宜，平步青云。今年夏天，他赢得了参议院的批准，成为负责国际经济的助理财长，搬进了高级政府官员所拥有的大办公室中。

　　8小时制定援救300名战俘计划

　　尼尔攻读MBA时的老师迈克·尤西姆不愿谈论他与尼尔之间的师生关系，也不愿对尼尔的表现作出评价。但是他透露说，尼尔读书期间曾在新泽西州Fort Dix基地接受美国军官增加战地经验的计算机模拟训练。沃顿商学院的学生接到的任务是在8小时内制定出援救300名战俘的计划，这项训练的目标是如何在混乱状况下作出决定。

　　“这正是尼尔现在每天走入办公室后所做事情的缩影。”尤西姆表示，“这正是多个利益迥异、存在竞争的团体都必须考虑在内的情境模拟。他（指尼尔）必须考虑银行、住房抵押持有者等，然后像他在模拟训练中一样，保持头脑清醒，并保持及时作出正确决定的能力。财政部目前面临的情况要求他们必须迅速作出无数的决定。这需要钢铁般的意志。”

　　完成任务还需要小组成员的合作。尤西姆指出，与尼尔一组的学生并没有完成任务，原因部分在于教练在他们组安插了三四位军官。“就在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这些军官就会在模拟情境中加入几个带武装的敌人。”尤西姆表示。这种情形让人想起尼尔现在不得不经常面对国会质询的情况。

　　此后尤西姆带学生休整了5天，并试图让学生从中学到领导经验。“人们处于领导位置一段时间后会觉得疲倦。”尤西姆说。

　　尤西姆认为，尼尔已经准备好接受严峻挑战。“在我们看来，在速度和压力下作决定的能力能够让人们在严峻形势下做好分内事是很有帮助的，而这也正是他马上要面临的情形。”

　　在他的投行同事眼中，尼尔是个有良好执行力的人。他把策略留给大人物考虑；而一旦接到项目，他就会分清主次、逐一完成。他讲话的时候从来不挥动手臂，也从不主导谈话。他特别善于表达复杂的想法，而且善于主持那些需要赢得他人合作的项目。

　　“我要尼尔操作此事！”

　　尼尔出身寒微，其父母在印度克什米尔地区的贫困中长大。后来当了工程师的父亲和做了病理学家的母亲移民美国。尼尔则在俄亥俄一个很小的印度人社区生长，其父母在那里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母亲善于倾听，能够帮助人们减轻压力。父亲在退休后则献身公益，特别致力于为西非的贫穷地区引入电力和洁净水。“他们都是很热心的人，也许这正是他（指尼尔）的价值观念的源泉。”与尼尔一家熟识的牧师Dr. Surinder Bhardwaj说。

　　Surinder Bhardwaj认为，尼尔目前的职务需要考虑整个国家的利益，而且需要坚实的道德基础，而这都是尼尔所拥有的。

　　有人说尼尔与保尔森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两个人都是中西部地区的人。尼尔生长在俄亥俄州，并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获得工程学士和硕士学位，而保尔森生长在伊利诺伊；两个人还留着相同的发型。

　　在这次金融风暴的前前后后，他一直和保尔森一起夜以继日地处理最棘手的问题，包括对“两房”和AIG的救援计划。尼尔还是财政部就金融救援计划与国会谈判的人员之一，而且亲自参与了该计划的制定。10月5日，在金融救援计划提交给国会的前夜，他是留在办公室直到凌晨4点来敲定计划的三个人之一。

　　所以，当国会预计投票通过救援计划时，保尔森把助手们召集到一起，明确地说：“我要尼尔操作此事！”尼尔轻松地笑笑，回答“可以（OK）”。经营7000亿美元的大权，就这样到了他手中。

　　而金融稳定办公室主任一职，将随美国总统布什任期届满而中止。14日在经过了马拉松式的听证，被无数议员言辞犀利地轮番质询之后，尼尔被问及是否会在下届政府成立后继续留任。他回答说如果接到邀请他将“非常荣幸”，然后说，“我最好问问我的妻子。”


　　尼尔·卡什卡利（Neel Kashkari）

　　●1973年7月出生

　　●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学士和硕士学位，沃顿商学院MBA

　　●2002年，进入高盛

　　●2006年7月，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特别助理。加入美国财政部之前，任高盛副总裁

　　●2008年夏天，成为负责国际经济的助理财长

　　●2008年10月6日，美国财政部金融稳定办公室主任
(by CBN 王慧卿)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依赖”消费

　　尽管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陷入负增长或零增长的背景下，中国今年10%左右和明年预计约8%的经济增速在全球已属一骑绝尘，但从2007年的11.9%到2009年的约8%，将下降超过3个百分点。
　　无论对哪个国家来说，经济增速下降3个百分点都是很难承受的，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每年需要创造1000万个以上就业岗位的国家来说。从这个角度而言，4万亿元的新增投资计划正当其时。

　　但在大规模刺激经济的同时，也应当避免陷入对过去发展路径的依赖，应当在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同时，加大收入分配改革的步伐，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和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

　　消费尚未成“路径”

　　第一个明确提出“路径依赖”理论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他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规律而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所谓“路径依赖”是指某一路径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可能的选择。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无法承受经济下滑的后果，9%的经济增速曾被视作一条底线，而世界银行最近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速2008年为9.7%，2009年则为8.5%。

　　可以想象，决策层在决定以何种方式为主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时候，消费目前还无法作为第一选项。其根本原因在于，作为消费的根基，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近年来越来越低。

　　《人民日报》的报道称,2006年，居民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占中国国民总储蓄的比重分别为38.5%、42.2%和19.3%。

　　其中，居民储蓄的占比较上世纪90年代大幅下降11.9个百分点,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的占比则分别上升6个和5.9个百分点。

　　对于经常盯着中国数十万亿元储蓄的经济学家来说，以上是必须要记住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并非天生没有消费的欲望，而是消费能力尚弱。

　　根据经济学的定义，我们可以知道，需求是消费者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数量，如果仅仅有意愿而能力不足，是无法形成需求的。

　　缘何倚重投资和出口

　　与需求不振相对应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仅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速的贡献就超过40%，而此次全球经济危机导致的需求疲软，就经济增速下降了2个百分点。

　　法国巴黎证券亚洲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为《第一财经日报》演算了缘何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他使用2007年的数据模拟计算出，在出口零增长的情况下，当年中国的GDP增速将下降到7.5%，而去年中国的实际GDP增速为11.9%。

　　过去的选择导致的现状，限制了目前的政策选择范围。为了保证经济增速不大幅下滑，在出口增长乏力，并且政策要尽快见效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投资和出口，这就是经济学上的路径依赖。

　　消费根基需扩大

　　有专家认为，此次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潮不同——那次主要是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方向较单一。而此次国务院宣布的十条拉动内需的措施中，有半数以上的措施涉及消费。

　　但也有人认为，交通、保障性住房、灾区重建和其他大型基础设施将占4万亿元的主要份额。

　　出口方面，在十条措施出台后，相关部门旋即宣布，在今年已经两次上调共超过3000种商品出口退税率的情况下，第三次上调超过3000种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并取消了部分商品的出口关税和出口特别关税。

　　政府此次的措施增加了很多意在扩大居民消费的内容，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亦需要进一步提高，以扩大消费的根基。

　　破除垄断正当时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此次十条措施中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和今年开始实施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将进一步增加企业的利润和政府的收入。据财政部估算，两税合并今年将为企业增加利润960亿元，而增值税在全国全面转型后，将为企业增加利润超过1200亿元。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进展缓慢，最初的个税起征点为800元，是当时人均月收入的10倍以上，而在人均收入增长10多倍的如今，起征点仅提高到原来的2.5倍。

　　另一方面，此次的大量投资可能进一步提高中国产业结构的重型化和资本密集化。此外，当前垄断体制的改革进展不畅，也对社会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更多的年轻人不是倾向于创业，而是希望依附于垄断国企。

　　如何避免这种失衡进一步加剧，将是决策者面临的一大挑战。从大的方面说，应该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的步伐，但问题是如何进行这种改革？

　　垄断体制的改革将是收入分配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环，这不仅仅是因为垄断行业的收入远高于其他竞争行业，还因为垄断本身具有的负外部性（行为主体的活动对他人和社会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垄断排斥市场竞争、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同时使得就业市场处于买方市场的状态。相对于有限的企业数量和就业机会来说，劳动者的数量显得过多。这导致了一方面不能充分就业，另一方面在职员工也缺乏和企业进行工资谈判的能力。

　　如果能够打破垄断、鼓励创业，将会有足够的企业和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这样，就业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将发生改变，充分就业和工资谈判能力的提高都会导致收入分配向有利于居民和劳动者的方向改变，从而提高整个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为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提供原动力。（by CBN 熊剑锋 ）


附：路径依赖

　　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
　　第一个使“路径依赖”理论声名远播的是道格拉斯·诺思，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道格拉斯·诺思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
　　“路径依赖”理论被总结出来之后，人们把它广泛应用在选择和习惯的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一切选择都会受到路径依赖的可怕影响，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人们关于习惯的一切理论都可以用“路径依赖”来解释。
　　路径依赖的实验
　　有人将5只猴子放在一只笼子里，并在笼子中间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去拿香蕉，就用高压水教训所有的猴子，直到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动手。
　　然后用一只新猴子替换出笼子里的一只猴子，新来的猴子不知这里的“规矩”，竟又伸出上肢去拿香蕉，结果触怒了原来笼子里的4只猴子，于是它们代替人执行惩罚任务，把新来的猴子暴打一顿，直到它服从这里的“规矩”为止。
　　试验人员如此不断地将最初经历过高压水惩戒的猴子换出来，最后笼子里的猴子全是新的，但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去碰香蕉。
　　起初，猴子怕受到“株连”，不允许其他猴子去碰香蕉，这是合理的。
　　但后来人和高压水都不再介入，而新来的猴子却固守着“不许拿香蕉”的制度不变，这就是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效应。
　　路径依赖的作用：自我强化与锁定效应-----马屁股决定铁轨的宽度
　　一个广为流传、引人入胜的例证是：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　原来，早期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所设计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
　　那么，电车的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所以电车的标准是沿用马车的轮距标准。
　　马车又为什么要用这个轮距标准呢?
　　英国马路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所以，如果马车用其他轮距，它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　这些辙迹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从古罗马人那里来的。因为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它的军队所铺设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
　　任何其他轮宽的战车在这些路上行驶的话，轮子的寿命都不会很长。
　　可以再问，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
　　原因很简单，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
　　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
　　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推进器，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之后要用火车运送，路上又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比火车轨道宽一点，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宽度是由铁轨的宽度所决定的。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路径依赖导致了美国航天飞机火箭助推器的宽度，竟然是两千年前便由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决定的。

　　核心理念：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
　　应用要诀：慎重选择，科学决策；大胆突破，勇于管理。
　　应用领域：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企业经营、组织管理。
　　学习后可以深刻认识和有效解决如下问题：
　　1、习惯问题
　　2、城市规划问题
　　3、交通问题
　　4、产业标准问题
　　5、各种制度和规范问题
　　路径依赖是指人们一旦选择了某个体制,由于规模经济( Economiesof scale) 、学习效应(Leaning Effect) 、协调效应(Coordination Effect)以及适应性预期(Adap tive Effect)等因素的存在,会导致该体制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得以自我强化。路径依赖反映了历史发展对现在和将来发展的影响。路径依赖意味着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任何体制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社会环境,沿着既定的路径,体制的改变可能进入良性循环,不断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 lock - in)在无效或低效的状态,陷入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

下一个泡沫会在哪里？

[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去经历如此多的疯狂？对每一次泡沫的答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如果一样东西在数千年以来一直缠绕在我们的周围，那么它的原因必将不仅仅是一时的意外，或者是制度和监管的问题，泡沫的影子必然存在于人性本身]


　　在每一次泡沫破灭以后，当我们回望之前发生的一切，所有的东西都显得如此荒诞可笑，我们发誓我们再也不会去做如此愚蠢的事情直到我们再一次陷入癫狂。

　　我们经过了如此多的资产泡沫以至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都被视为是一段“资产泡沫史”，它们包括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南海公司泡沫、1929年的美国股市泡沫以及刚刚过去的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我们为泡沫散发出的迷人芬芳而折服，最后却被残酷的现实惊醒。

　　泡沫来自于人性本身

　　我们不禁要问自己，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去经历如此多的疯狂？对每一次泡沫的答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如果一样东西在数千年以来一直缠绕在我们的周围，那么它的原因必将不仅仅是一时的意外，或者是制度和监管的问题，泡沫的影子必然存在于人性本身。

　　当我们解释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为“泡沫”做定义。用量化的指标为泡沫做定义被证实是失败的行为，因为我们无法让投资者心悦诚服地相信为什么40倍市盈率的股市是泡沫而30倍不是，为什么同样的基本面状况下油价应该在60美元/桶而不是在100美元/桶……

　　所以我们宁可将泡沫做如下定义：当人们购入一项资产的时候他们的理由并不是该资产的价格而是价格趋势本身。比如说我们买入股票并不是因为股价被低估，而是股价正在上升；买入房子的原因是房价正在上扬……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做？因为即使刚刚入门的投资者都对周期理论了如指掌，这个理论告诉我们在市场向上的时候应该感到风险的存在。

　　“这是人的本性，在市场好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变得更加乐观，他们相信好日子会继续，而这种乐观的情绪本身又会对价格造成影响，从而激励民众的乐观情绪令资产价格上升。”P.White & Co首席分析师Philip White表示。

　　这种乐观情绪随处可见。现在月收入8000元的年轻人总是会认为明年的收入会达到9000元或者是10000元，而不愿意去想一旦经济出现衰退，自己的收入可能会降低甚至是失业。而在股市上涨中买入股票的人相信上涨的趋势将一直持续下去。

　　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也显示好日子持续得越久民众的乐观情绪就会越强烈，直到他们认为可以被视为奇迹的增长是一种常态。

　　这也难怪，1929年的一期《福布斯》杂志上的封面还是：广场上狂喜的人群向着放射万丈光芒的“1929”顶礼膜拜，这些人相信对于当时的美国股市而言，只有天空才是极限。

　　但最终泡沫难以为继。

　　“相信我，投资者在买入股票的时候考虑是在未来另外一个人愿意出多少钱买走它，即使是一个自称为价值投资者也不例外。当市场上涨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相信价格还会走高，下跌的时候同样。”Philip White说，“整个市场就是泡沫周期的循环，人们希望在泡沫形成初期进入市场，而在顶峰到来之前退出。”

　　但不幸的是，很少人能够真正做到。

　　杠杆投资的作用

　　如果说我们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加上越来越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资产泡沫应该受到更好的控制，但是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我们看到的资产泡沫崩溃的次数要比以前多得多。杠杆投资可能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借贷意味着你可以借到钱去投资。如果市场正在上升并且还将持续，借钱投资无疑是好主意，因为杠杆的成本往往要比投资资产的预期收益率低。

　　运用杠杆投资令投资者有很大的能力去买入看好的资产，比如说10倍的杠杆意味着拥有100万美元的投资者可以购入名义价值为1000万美元的资产。杠杆投资意味着价格上升的时候投资者可以取得更高的收益，当然这也意味着他们的亏损可能会更大，不过就像上文提到的，这是投资者不愿意去考虑的。

　　另外那些帮助投资者管理资产的人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杠杆的运用，这些人我们统称为基金经理。

　　对于基金经理而言，他们需要做的事情并不仅仅只是为客户赚钱，而是赚到最多的钱。换句话说，就像是体育比赛，排名越高的基金吸引越多的资金的关注。

　　投资风险更大的产品以及运用高杠杆是提高收益率的好方法，事实上基金经理们正在主动或者被动地这么做。

　　对冲基金是最新兴起的投资方式，而他们的薪酬体系也在促进投机。对冲基金经理的收入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收益的提升，这看上去很合理但在实际上却促进了投机。

　　如果一个对冲基金拥有1亿美元进行投资，他们可以拿到投资收益的20%作为佣金。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10%回报率的安全投资，而另外一项投资他们有50%的机会翻倍，也有50%机会全部亏损。对于投资人而言，预期回报为10%的前一种投资无疑是好选择，而对于对冲基金经理而言，后一种投资的预期佣金收入为2000万美元而前一种只有200万美元。

　　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些对冲基金经理关注得更多，不过就像亚当·斯密所说的，“我们坐在餐桌边上，不要以为这些东西来自于屠夫、啤酒商和面包师的慈爱之心，每个人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工作。”

　　监管的力量

　　即使泡沫来自于人性本身，但政府的监管依然有效，特别是在杠杆投资已经如此普遍的今天。但是很多时候监管部门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美国国会参议员、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John McCain就指责说，这场危机并不仅仅是因为“华尔街的贪婪”，而是长期金融监管缺失之后必然的结果。

　　当市场开始出现过热的时候，监管部门应该通过限制杠杆比例等手段限制泡沫的膨胀，而可惜的是事实往往相反，从2002年到2007年年底，随着资产价格的大幅飙升，杠杆的比例却大幅上升。全球信用创造与实际货币供给的比例在2002年到2007年平均为42.3倍，而在1980年到2000年，该数字只有4.5倍。

　　美国泡沫的崩溃对于中国监管层而言同样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案例。

　　讨论中国股市可能为时已晚，从2007年的高峰到现在，股市下跌了逾70%，房地产市场可能是更有意思的话题。

　　很多人相信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泡沫，在很多大型城市，房价已经上升到了普通民众难以企及的位置。到了2008年，市场开始冷却，随着经济形势的转变，很多人相信房地产市场的冬天最终要到来。

　　“对于如房地产这样的市场，当价格经历了漫长的上升过程之后停滞不前，成交量大幅萎缩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价格过高。只有价格下跌，市场的秩序才能重新恢复正常。”一位外资机构的经济学家表示，“中国购房者正在不断挑战本身财务能力的极限，一旦经济状况发生改变，他们对于未来不再如此乐观，中国房地产市场面临的压力将会更加严峻。”

　　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萎靡，中国政府也在推出相关的救市措施，其中包括调整利率、降低部分购房类别的首付比例等等。

　　“毫无疑问政府并不希望市场崩溃，特别是在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但是中国政府需要警惕的是不要造成下一个泡沫。”上述人士表示，最大的问题在于过高的房价，上述措施并不能真正降低购房成本，在“如果接下来的措施是降低前几年房贷金额以及更为广泛的住宅再融资，中国需要认真考虑他们是不是在走上美国的老路”。（CBN, 林纯洁）

巨额年终奖制度葬送华尔街投行

　　华尔街的从业人员每天跟各类金融数据、股票、债券、衍生物的价格打交道，所有数字最后都是为了一个数字：各自的年终奖金。
　　年复一年，各大行的前台工作人员，包括交易员、银行家、经纪人、推销商、金融产品设计人、市场研究部门的年终奖金是根据个人、各小组在一年中的盈利而发放的，而与他们给公司账上带来的风险毫不相干。

　　这种奖赏制度导致市场研究部门对客户公众的欺骗、令人炫目的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投资银行家使出所有心计促成企业的并购、交易员的豪赌与做假账，最终导致华尔街丑闻不断、噩梦临头。以今年为例，冬天有法国兴业银行交易员的惊天诈骗案、春天有贝尔斯登的消亡、夏天有ARS作假丑闻、雷曼兄弟倒闭，以及华尔街独立投行模式的消亡。

　　我们先看一下2007年华尔街五大投行的年终奖情况。2007年底，多家投行已面临巨额亏损，可是他们在年终奖金的计算中仍然以盈利创纪录以及2006年的年终奖金为标准。即使次贷危机已经升级，各大行的股票也在下跌，五大投行的市值跌幅达740亿美元，除了高盛之外，四家投行均已有亏损。

　　高盛2007年的全年薪水支出，包括基本工资、福利和年终奖金总额为201亿美元，年终奖金是历年来最高的，总额达18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2007年全年薪水支出总额为165.5亿美元，高于2006年的139.9亿美元。其中在圣诞节前宣布的占总数60%的年终奖达99.3亿美元，比2006年的83.9亿美元高约18%。美林集团、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的年终奖数额也与2006年相差无几。

　　这些巨额奖金导致各行的资金剧减，随着2008年次贷风暴的升级，各行显得愈加脆弱。

　　而交易员在快意豪赌之后，那些曾给交易员带来巨额奖金的交易和仓位逐渐变成了投行的“有毒废品”（Toxic Waste），不断受到减记，给投行带来巨大灾难。

　　事实上，交易大厅内交易员的高风险豪赌常常伴随着增大的杠杆机制，虽然会带来暂时的盈利，但是也埋下了定时炸弹。而令人惊奇的是，交易员的奖金与他给公司带来的长期风险几乎没有关系，尽管这种风险可能会导致一家投行的崩溃，如贝尔斯登、雷曼兄弟。

　　当然，银行内部有风险管理部门，他们也会不时地向交易部门、交易员亮出黄牌，甚至红牌，警告上层说这样做风险太大。但是当交易部门与风险控制部门在上层面前摊牌时，往往是交易部门获胜，因为交易部门会说我一直在交易，比你在后台闲坐着的人知道得更多。上层也会被账本上暂时的盈利冲昏头脑，支持交易员维持现状甚至继续增加风险。如果有人继续在管理层中聒噪不休诉说风险的话，很有可能会被扫地出门。雷曼兄弟在2007年时就曾将几个对公司交易决策持反对意见的人轰走，虽然今年6月资产不断减记后又去将他们召回，但是为时已晚。

　　投行内部的前台交易与中台风险控制（Middle Office）是互相监督的部门，但是投行对于交易员的大力奖赏制度使得中台风险控制人员削尖了头要挤到前台做交易员。其中有些人成功了，为了获得高额年终奖金，这些人中的一个利用对于风险控制系统的熟悉，绕开控制系统进行豪赌，这便是1月底的法国兴业银行巨额交易欺诈案。

　　年终巨额奖金的利诱使得每年哈佛、普林斯顿、耶鲁、斯坦福大学、牛津、剑桥等最优秀大学的毕业生竞相杀向华尔街或者伦敦金融中心就业。据统计，哈佛每年有30%的毕业生就职于华尔街。

　　年终巨额奖金的利诱使得华尔街创新不断，以眼花缭乱的复杂金融产品去吸引机构投资者上钩，最后由普通投资者埋单。近几年热门的资产打包产品、次贷CDO、结构信贷产品（Structured Credit Product）都在此列。这些产品开发出来后外界不懂，需要大量的销售员向投资机构推销，刚开始时总能给投行快速带来利润，一则外界不懂，二来市场的流通性极不活跃，只有几家最先发明的投行可以交易这类产品，投行可以漫天要价。

　　年终巨额奖金的利诱使得交易员在年终公司业务结账时选择冒险作假。对上述那些各种CDO，市场流通性极差，往往一年中没什么交易，为了评估公司账上这类银行间柜台交易的资产，交易员心照不宣，年终时按照高额价格对这类资产交易几次，将交易的高额价格存入电脑系统，而银行的前台、中台、后台则一律以这些最近的交易价格评估账上的资产，于是皆大欢喜，因为资产得到了高估，盈利将得到高估，分红将按此高估的数据计算。

　　应该说，巨额奖金制度是投行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和收益挂钩而和风险无关的巨额奖金制度正是导致华尔街投行噩梦的重要原因之一。（喻中 华尔街资深从业人士）

今天的危机与昨日的繁荣——格林斯潘时代的遗产

　　自去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华尔街已风声鹤唳，而随着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的先后“倒下”，次贷危机已演变成直击美国金融体系核心的金融“飓风”。

　　人们可能还未忘记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着10年高增长低通胀时代的美国是何等风光，那么，如今的危机与当年的风光有无任何联系？此刻，站立于美国金融体系中心的政府决策者、金融巨头又是以何种姿态面对飓风来袭？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一开始不过是美国南方一些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下跌，但到2007年8月，突然引发了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等各国央行鼎力合作，终于使市场度过了最恐慌的时候。但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真是“没有最坏，只有更坏”，不仅次级贷款出现风险，往日的优质贷款也出现了问题；不仅对冲基金损失，就连素来稳健的国际商业银行也无一幸免。原本以为次贷危机到今年就该见底，但最近爆发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危机、雷曼兄弟破产、美林被收购、AIG濒临破产，预示着华尔街最冷的冬天还没有到来。

　　那么，今天的危机与昨日的繁荣有何联系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历了长达十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经济”时代。从2000~2006年，美国房地产市场何等风光！美国过去不是没有遇到危机，在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的19年间，他领导美联储成功应对了纽约股市大崩盘、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网络经济泡沫、“9·11”恐怖袭击等一系列危机。

　　在华尔街看来，格林斯潘是神。90年代大选的时候，华尔街流传着一个说法：管他谁当选呢，只要格林斯潘还是美联储主席就够了。很多严肃的经济学家也非常推崇格林斯潘，弥尔顿·弗里德曼就称赞格林斯潘是美联储成立以来最有建树(most effective)的主席。然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往日的辉煌顿时黯然无光。《纽约时报》把格林斯潘称为“泡沫先生”，很多经济学家指责格林斯潘要对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负责。而对格林斯潘批评得最为犀利的著作之一，是由威廉·弗莱肯施泰因和弗雷德里克·希恩所写的《格林斯潘的泡沫：美联储的无知年代》。

　　在两位作者看来，美联储在过去19年里最关键的时候犯下了一系列错误：1987年股市崩溃、80年代的储蓄与贷款协会危机、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倒闭危机、2000年科技股泡沫、对千年虫的盲目恐惧、2007年以来的次贷和信贷危机等。令人吃惊的是，格林斯潘在每一次危机中所犯的错误都是一样的，就是降息的幅度过大，而且维持过低利率的时间太长。

　　利率太低，使得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过剩。格林斯潘成功地使美国婴儿潮一代疯狂地将自己的储蓄取出来，投向股票市场，以弥补因降息而缩水的收益。他还不断地为“新经济”摇旗呐喊，他认为通货膨胀率被高估，而生产率被低估，因此美国要担心的不是通货膨胀，而且股票市场并没有什么泡沫。调低通货膨胀的结果是，类似社会保障这样的与通货膨胀挂钩的财政支出项目将被削减，而政客们会把这笔钱挪作他用。至少在格林斯潘对“新经济”大加赞赏的时候，经济学家根本找不到生产率提高的证据。后来，学者们才领悟到，从新技术问世到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适应期。而格林斯潘所津津乐道的生产率奇迹仅仅是一个统计上的幻觉。

　　经常被人们提起的“格林斯潘对策”（Greenspan Put）说，资产价格下跌的时候，格林斯潘就会立即出手，但当资产价格上涨的时候，他却坐视不管。比如，1998年LTCM危机之后，美联储在9月份已经降了一次息，而市场也较为稳定，但到10月15日，格林斯潘就又匆忙临时召开会议，再次降低利率。这是美联储历史上最不负责任的举动之一。当市场形成预期，相信只要市场低迷政府一定会救市之后，投机行为成了全民娱乐，这直接触发了1999年之后网络股的疯狂上涨。

　　是泡沫总会破灭的。当网络泡沫崩溃之后，格林斯潘故伎重施，仍然希望通过降低利息刺激美国经济。而且，在降低利息的同时，美国的住房贷款机构不断放宽房贷标准，尤其是针对收入较低、信用等级较低的客户，开发出各种新型贷款，比如可调整利率。这种贷款在最初2~3年利率非常优惠，但到2~3年之后就会重新设定利率，大部分借款者到时候其实是很难偿还贷款的。这种所谓的创新使得没有足够金融知识和风险意识的贷款人盲目贷款，但这些借款就成了隐蔽的定时炸弹，到期就会爆炸，让借款人无力还款，陷入困境。格林斯潘当时对这种非固定利率贷款非常支持，他认为在降息的背景下，这种贷款方式能够让贷款人省很多钱。但房地产价格从2006年之后开始下跌，很多贷款买房者才震惊地发现，其所要偿还的贷款，已经远远超过了房产的价值。

　　格林斯潘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说，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出现有更深远的原因，央行想力挽狂澜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按照同样的逻辑，其在位期间美国经济的繁荣也和他的个人能力没有太大的关系。

　　格林斯潘制造了泡沫，而他过去所享受的尊重中又有多少泡沫呢？股市泡沫崩溃了，房地产泡沫崩溃了，最后崩溃的，则是格林斯潘自己的泡沫。

　　不过，就算格林斯潘是一个开“赌场”的老大，但是参与“赌博”的是全民。制造泡沫成为一场社会运动之后，群众的力量就变得不可忽视。次级贷款之所以泛滥成灾，固然有华尔街的欺诈、美联储的失职，但是，掀起巨大泡沫的是更为壮阔的社会性的波澜。美国政府和国会始终对次级贷款推崇有加，因为这有助于让穷人得到住房，而有房子的选民会是最忠心的选民。狂欢的宴会一旦开始，就马上变得失控。从寻欢作乐的人们手中拿走酒杯，是最不得人心的事，但放纵的恶果一定是第二天醒来之后的头疼和懊悔。华尔街喝醉了酒，现在又正拿新酒去解宿醉。

　　我一直觉得，中国是幸运的。幸运就幸运在，每当我们犯了错误的时候，总有人会犯更大的错误，让我们猛地醒悟，原来这条路是不该走的。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开放刚刚步入深水区，隔岸观火，美国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这不是头脑发热凯歌突进的时候，而是辗转反侧冷静思索的关节。（作者何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

　　

中国企业的执迷与自卑

　　常青企业家的最基本素质，那就是较真的素质

　　中国经济的成长和发展，是用了很长的时间为全球发达国家的经济集团打工换来的。在初期，为了改变落后的状况，需要被国际社会接纳，好尽快吸收先进技术和跟上全球发展的节奏，在一穷二白的万般无奈之下，才以出让税收、土地，以低服务、低附加值的代工制造身份参与到国际政治经济舞台。

　　但这个曾是显而易见的权宜之计，在其发展过程中，却逐渐被我们的一些企业和地方官员淡忘。取而代之的是习惯性的透支自我的代工复制浪潮。

　　中国企业的执迷

　　透支自我的代工复制浪潮造成了今日中国GDP的80%都是由低利润、不可持续发展的、高能耗的低端产业带来。并且，因为这种“模式”复制极为简单，只要比较谁更敢于出卖资源，出卖环境，出卖劳工权益，谁就可以获得“比较竞争的优势”。用郎咸平的话说:这是以钱为纲的大跃进。因为可以通过透支迅速见效，资本的嗜血性也暴露无遗。资本以灵敏的嗅觉迅速扑向了各种带着血腥味道的经济领域。举国上下，将大部财力赌在了这里。

　　而除此之外的内需经济领域，融资困难、政策缺失。更因为各项资源的不均衡透支，内需经济领域的发展成本越来越高，面对中国市场、中国消费者的具有创新能力、品牌营销能力的中国本土企业，更是凤毛麟角。那些所谓欣欣向荣的行业和所谓中国企业，基本上已经沦为了全球经济集团的部门型企业。部门型企业不需要面对客户、不需要思考客户价值、不需要了解市场的变化，这种繁荣让中国企业集体执迷，集体放弃了完整企业应该有的清醒的客户意识和管理体系。而这些被繁荣惯大的部门型企业已经不习惯面对内需市场了。

　　有人可能不太赞同这种说法，感觉上认为中国目前服务业和内需也蛮发达啊。我们来看这样的一组数据，中国服务业为GDP的贡献仅占10%，与美国服务业为其GDP贡献80%的比例相差甚远。而中国这10%的服务业其主体，也是分布(寄生)在出口型产业区块之中。整个中国的产业结构十分单一，经济风险十分巨大。因为一旦出口型经济遇到了问题，这剩下的10%安能无恙？这些风险，政府和国家领导人也数次表示了担忧，并在宏观调控上不断做出调整。但执迷者之所以被称为执迷者，就是总不信风险会摊到自己头上。

　　广交会一直被誉为“上帝为中国留下的一扇窗”。可今年这窗只开了一个小小的缝，商务部数据统计显示，截至4月18日，服装、纺织品出口只成交了15%。

　　2008年一季度人民币升值已达到4%，中国船舶工业经济研究中心船舶市场研究部首席研究员包张静说，中国的造船企业接的订单70%-80%来自国外，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业去年的订单是4432万吨，只有30%左右的订单是国内的，人民币每升值一点，中国造船业要损失30亿-40 亿，这两个造船企业因为人民币升值已经减少收入100多亿元。

　　4月24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要求旗下的150家中央企业“把你们自己的钱袋子看紧一些”，并表示“至少要做好过两年从紧的准备”。

　　大把花美金的国际采购者和财力、物力、人力都占绝对优势的大央企都要过冬了，单纯依靠他们吃饭的众多中国企业还能活到春暖花开吗？

　　在中国企业中,有一大批执迷的群体,就像等明天的寒号鸟。

　　中国企业的自卑

　　在中国企业中，有清醒的另一群，他们是梦想跳跃龙门的一群，是真正配得上“企业”二字的组织。但这些中国企业，因为历史和社会进程等原因，也同样被另一种躁动蛊惑着。

　　这是一种弥漫在中国企业家内心中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多少与我们民族的命运和中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有关。真正的企业家身上都带有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我们花掉人生大部分时间努力推动民族产业的振兴，但当我们抬头踮起脚尖向远处翘首企盼时，却发现我们竟然还很落后。对民族命运的担忧与压力让中国这些企业家感到深深的自卑。

　　自卑感很快被中国企业家再次分化成不同的企业行为。

　　一批企业因自卑感，开始盲目崇拜舶来的一切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换着花样地尝试再尝试，就好像被刺激过的女人发狂般购买衣服一样，生怕自己跟不上潮流，被别人瞧不起。

　　这种歇斯底里很快变成了经营态度，变成了消费习惯，此类中国企业中每个月都有形而上的廉价培训采购，来填补企业内心的自卑感。这种消费很快刺激并养活了一批只做培训不做咨询的所谓顾问公司。

　　另一批中国企业在坎坷中摸爬滚打,伤痕累累,却仍未跻身世界甚至中国的强企之林,在极度自卑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变得极度自信，宁愿相信自己是最强的。这些中国企业极度盲目地排斥外脑,认定只有自己的经验才是指导未来的唯一方法。

　　事实会证明，中国经验派企业家寻求的经验行为与结果的联系也并不存在。如果仍自恋地舞动下去，很难不成为笑柄。

　　对于经验主义，我们已经不必再赘述其害。对流行概念的趋之若鹜，如果企业家缺失系统的管理审美结构和素质，将这些支离破碎的概念贴在自己身上，未见得就那么得体。

　　企业家需要的审美结构和素质

　　要实现基业常青的卓越组织，需要跨越五大管理瓶颈。它们分别是:职业团队塑造、组织备力实现、营销力实现、创新/品牌力实现、价值对称管理体系实现。中国企业家心中要有这个管理审美金字塔。只要有了这个方向，就有了实现卓越企业的路径，一层一层地去突破这些瓶颈，创造常青企业的愿望就指日可待了。

　　在卓越组织的金字塔上，职业团队塑造是塔基，是一个组织迈向更高经营水准的基础。没有职业的执行团队，再宏伟的战略目标、再巨大的市场都只是看得见却抓不住的雾里花。

　　在今天全球化的多个竞争层面中，中国企业所处的竞争层面往往是跟更多中国企业的直接竞争。实现全员职业化的中国企业，就可凭借精兵策略，在人力成本、用人风险不断加大的今天脱颖而出。随着新《劳动合同法》的生效，缺失职业团队塑造能力的企业，用人风险和人力成本将更加凸显。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塑造并拥有职业团队永远是深化管理的第一步！也是为常青的卓越企业金字塔打好塔基的不可逾越的一步。

　　最后，我们说一下常青企业家的最基本素质，那就是较真的素质，什么是较真？丰田的拉闸管理就是较真。在丰田,每个人都被赋予找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权力。譬如,在生产阶段发现问题时,他们都有权拉闸停止整个车间的生产。这与常规的传统做法大相径庭,看起来在初期实施时管理成本较高,但随着这种认真的,视问题为改善机会的管促行为不断磨合,组织的素质与运营效力终将最大化。

　　这项基本素质，80%的中国企业家做不到——较真的拉闸管理不管多么正确，但似乎、好像、或许没必要这么急，以后似乎还有时间和机会。

　　一闻到别人烧焦的味道，就能尽早做出决策和调整，这是常青企业家与普通企业家的素质差别。张锐敏“战战兢兢”才会成就海尔。能否见微知著，不拖延，不糊弄，迅速拉闸解决问题，是中国企业家和管理者是否重视自身价值和组织价值的基本素质。

印尼教训给中国低油价政策的警示

　　近几年，油价高涨改变了产油国政府与跨国石油公司之间的谈判能力对比，从尼日利亚到委内瑞拉，一些产油国政府要么已经收紧了针对外资公司的石油开采政策，要么正在讨论类似的新政策。印尼似乎是唯一反其道而行之的发展中石油输出国

　　亚太地区唯一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员国——印尼，退出这个组织已成定局。5月28日，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长普尔诺莫·尤斯吉安托罗声明，印尼将在2008年成员国身份到期后退出欧佩克。

　　印尼本来油气资源丰富，欧佩克成立仅仅两年后，印尼就加入了这个组织。20世纪70年代中期印尼石油产量达到接近年产8000万吨的最高峰。然而，此后这个国家石油开采设备日趋老化，石油开采和提炼能力不断下降，2000年石油产量已经下降到6780万吨。按桶计算，20世纪90年代，印尼原油日均产量为150万桶到160万桶，其后便一路下降到2007年的95万桶，预计2008年将进一步降低到92.6万桶。这个昔日的石油净出口国早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

　　印尼为低油价和补贴政策付出代价

　　可是，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根源何在？寻根溯源，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切都是印尼实行多年的油气补贴和低油价制度的“硕果”。

　　按照印尼2002年制定的价格调整制度，印尼国家石油公司（Pertamina）每个月按照国际市场价格的75%来确定国内石油产品价格；按照2005年制定的一套办法，印尼政府向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受管制的零售价格与实际价格之间的差价提供补贴，而后者是预期的国际价格基数加上一个每年调整的销售利润。在这种制度下，印尼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不仅始终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而且是亚洲非OECD国家中最低的。今年5月，印尼柴油、汽油价格分别仅相当于新加坡的1/3和29%，中国的2/3。

　　印尼政府长期实施的低油价制度损害了石油公司的盈利和发展能力，石油公司丧失了自我投资、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却刺激了石油消费需求的增长，公共交通体系发展滞后更大大激励了居民购买汽车和摩托车。2000年到2007年间，印尼摩托车拥有量增长125%，至2007年底已达2370万辆；2008年2月，印尼摩托车销量同比增长28.6%，汽车销量同比增长60.5%。

　　印尼政府不是没有努力提高国内石油产量、弥补石油供需缺口，甚至为此不惜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下向外资石油公司让步。近几年，油价高涨改变了产油国政府与跨国石油公司之间的谈判能力对比，从尼日利亚到委内瑞拉，一些产油国政府要么已经收紧了针对外资公司的石油开采政策，要么正在讨论类似的新政策。印尼似乎是唯一反其道而行之的发展中石油输出国，不但没有收紧石油开采政策，反而在2005年4月26日宣布向境内8家石油公司颁布新的优惠政策，希望借此提高石油产量，弥补其获得的欧佩克日产原油配额（143万桶）和实际日产量（96.12万桶）之间的差距。可是，这一切努力终究无法抵消油气补贴和低油价制度所导致的石油需求猛增和开发投入减少的趋势。

　　印尼为油气补贴和低油价制度付出的代价还不止于此，财政和经常项目收支都感到了来自油气补贴和低油价制度的压力。油价暴涨之时，一方面，印尼需要更多外汇进口石油；另一方面，印尼政府在国内需要支付更多的燃料补贴。石油天然气部门曾经是印尼的“金牛”，一度提供了1/3以上的出口收入、1/5的中央财政收入；但随着国际市场油价的上涨，这头“金牛”已经成为印尼财政流血的伤口。

　　印尼最近一次提高油价是在2005年，其后的油价上涨导致燃油补贴数额节节上升。2007年印尼燃油补贴超过93亿美元；由于油价高涨，政府已经将预期油价从编制2008年预算时确定的60美元/桶提高到95美元/桶，其结果是推动油气补贴从126.8万亿印尼盾（约合137.7亿美元，相当于政府年度财政开支的13%）提高到超过200亿美元；由于国际市场油价远远高于印尼政府调整后的预期价格，预计油气补贴数额还将进一步上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油气补贴过高，印尼财政赤字占GDP比例本来预计为1.7%，后来官方称可能上升到2.1%，到5月份看来要达2.8%了。本来就并不强健的印尼财政在油气补贴的重压下，与财政危机愈行愈近。

　　在国际收支方面，由于机动车等消费的是汽油、柴油等成品油，而印尼炼油总生产能力虽然达到了105万桶/天，但仍然不足以满足国内需求的增长，以至于从2000年开始其成为了石油产品净进口国，甚至是亚洲最大的汽油、柴油净进口国，这对于印尼经常项目收支的影响可想而知。总的看来，印尼经常项目收支盈余占GDP比例明显与油价、油气补贴占GDP比例反向运动：

　　2003年，印尼油气补贴占GDP比例约0.8%，经常项目盈余占GDP比例为3.5%；2004年，印尼油气补贴占GDP比例约3.0%，经常项目盈余占GDP比例急剧下降到约0.6%；2005年，印尼油气补贴占GDP比例约3.4%，经常项目盈余占GDP比例进一步下降到约0.3%；2006年，由于上一年平均提高油价126%，印尼油气补贴占GDP比例下降至约1.9%，经常项目盈余占GDP比例大幅度上升至约2.6%；2007年，国际市场上的油价大幅度上涨，印尼油气补贴占GDP比例约1.4%，经常项目盈余占GDP比例下降到1.0%；2008年，预计印尼油气补贴占GDP比例约2.8%，经常项目盈余占GDP比例预计进一步下降到0.75%。

　　正如保罗·克鲁格曼首创的第一代投机攻击模型（又称规范模型）所指出的那样，在开放经济、资本流动性日益增强的环境里，财政危机与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正是在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重压之下，近两年印尼卢比汇率一泻千里，兑美元汇率跌幅高达两位数，印尼中央银行为此频繁干预外汇市场，也导致其外汇储备锐减。

　　给中国的警示

　　印尼的遭遇未必不会发生在中国。由于维持成品油低价政策，从2007年6月前后开始，中国市场成品油价格已经低于进口原油价格，且这种价格倒挂缺口还在日益扩大。也正是在低价成品油、低廉停车费等因素的推动下，中国机动车特别是私家车数量持续大幅度增长。

　　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统计，截至2007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为159777589辆，比2006年增加14548595辆，增长10.02%；其中，汽车56967765辆，比2006年增加7119958辆，增长14.28%，摩托车87096613辆，比2006年增加5782898辆，增长7.11%。在全国机动车中，私家车已占绝对多数，且增长较快。截至2008年3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为1.63亿辆，比2007年底增长1.85%。其中，私人机动车保有量为1.23亿辆，比2007年底增长5.08%，增速明显快于机动车保有总量增幅。

　　主要是在私家车增长的推动下，中国几乎所有城市都在经历着机动车队伍的“大扩军”，仅北京一个城市机动车日净增量便多达1000辆，杭州机动车日净增400辆。成千上万辆私家车使得北京成为当地居民口里的“天天首堵”，使得全中国“神州无处不堵车”，堵车造成的时间和经济损失堪称天文数字，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等问题更不可忽视。既然如此，我们有必要继续维持这样的政策吗？严峻的现实已经逼迫印尼政府采取措施奋力保卫“预算安全”，包括把预算中的赤字比例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提高至2.5%，同时通过提高燃油价格20%~30%来压低全国燃油消费量。那么，我们又该如何作为呢？

　　（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 《第一财经》）

奥运会助推韩国经济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给美国带来的名望和财富让其他国家称羡不已(彼得·尤伯罗斯) ，虽然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取得这样的成功，但至少说明，奥林匹克运动不再只是负担。事实上，奥运会也一直蕴含着巨大的商机，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成就了美津浓，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让大家认识了阿迪达斯，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则见证了耐克的崛起。奥林匹克不仅影响着精神领域，更有无数人早早地把眼光投向了它的商业价值。
　　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格局悄然发生了改变。趁着欧洲还在疗伤，亚洲各国已然开始复苏。1988年9月17日，奥林匹克圣火在韩国首都首尔（彼时还被称为汉城）准时点燃。刚刚举办过亚运会的汉城人完全知道该如何表现，从汉江古老船队的前奏，到旋转得如同鲜花怒放一般的长裙舞，汉城奥运会的开幕式向世界展现着东方古老的魅力和浓郁的民族风情，而他们的《手拉手》自蚕室体育场传来，响彻天宇。

　　奥运建筑群坐落在韩国首都首尔市西南的蚕室地区，占地面积为54.5万平方米。自申办成功后的几年内，包括蚕室体育馆、蚕室游泳馆、蚕室学生体育馆、田径练习场和蚕室棒球场等一组体育设施便以众星捧月的姿态围绕着奥林匹克体育场，陆续落成在这片原本充斥着大小工厂的地方。其中最受瞩目的蚕室奥林匹克主比赛场，又称汉城综合运动场，是奥运会的主赛场，开幕式、闭幕式及田径、足球、赛马决赛的主场地。它自1977年11月开始修建至1984年9月竣工，历时7年，耗资491亿韩元。运动场占地413万平方米，东西轴长45米，南北轴长280米，周长830米，高3147米。运动场看台高达47米，分上下二层，上有顶棚，可容纳观众10万人。其立面优雅的曲线来自古代韩国的著名瓷器。运动场共有52个出入口，15分钟可让10万名观众全部进场或退场。所有的贵宾席、残疾人坐席和转播席都覆盖在白色的可伸缩屋盖下，这一形象对于欣赏了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的人们来说是绝对不会陌生的。

　　同样因奥运而生的则是在首尔市中心的奥林匹克公园，它的门口镌刻着这样一行字：“人类的和平、民族的光荣”，20多年来一直铭记和诉说着韩国人的光荣。当年，采自奥林匹亚东山上的火种，由萨马兰奇和时任韩国总统卢泰愚共同引燃园中的“和平之火”。如今，和平之火仍在升腾不熄。在韩国人们的心中，它不仅象征着奥林匹克运动会这辉煌的赛事，更传唱着此后数十年内韩国的经济腾飞。汉城奥运会的成功，不仅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和解，还抓住机遇，向世界宣传了韩国社会文化，极大地激发了韩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韩国经济当年实现了12.4%的增长，一举跨入亚洲四小龙的行列。奥运会让韩国第一次成为全球耀眼的新星。同时，首尔还成为世人心目最有能力举办大型活动的有秩序的城市，最干净的城市等。有别于历届承办国每每有知名品牌脱颖而出，韩国这一次推销出去的是它自己。和西方国家理性的推进式发展不同，亚洲人民更擅长借助精神力量而瞬间崛起。韩国，恰好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石可)